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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逃亡(4 / 1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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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,莫拉夫又挑了一杯酒,化学分子相互融合、反应,升腾起气泡:“外面还在下雨吧?总是潮湿。如果尝到了酸味,一定是雨水的错,不是我手艺的问题。”

“是啊,从我回来到现在,不停地下着。”戈达罗呈现出微醺的神色,耳根发红,“没完没了地下。”他琢磨应该买一处什么样的房子,隔音效果要好,在高层;积蓄大概能够支撑他买下快要破产的运输公司,以后就做这门生意,还能帮衬莫拉夫;加尔,加尔,收敛一点,不要再刺激他的敏感带……加尔,加尔。

他亲昵地在意识中叫着。那只玫瑰一样的幽灵同样亲热地回应,包裹着、吮吸着大脑皮层,在他的身体里重新掀起一场粒子风暴。

实不相瞒,如果不是身体出了毛病,我是这辈子都不会抛下乐队的。很可惜,最近我什么都唱不出来、什么都弹不出来,像困在水中的蚂蚁,使劲转着圈,但哪里都走不脱。朋友们劝我,算了,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,我们等你回来。

听了这话,我非但不觉得感动,反而生出一种浑身颤栗的厌恶。

一定是错觉。我往行李箱中塞东西,邻居在打孩子,叽里呱啦一顿叫喊,似乎是弹不好钢琴,浪费了钱的缘故。其实这些房子的隔音很差,从一开始住进来,我就发现了,因此我从不在这里练习,有时候隔壁闹得太厉害,我就会过去敲门。这不太管用,小孩对钢琴深恶痛绝,我也是,可那些声音还是不断地响起。房东基本不理事,除了钱,他毫不关心租客们的关系。

我并不是自小就对乐队感兴趣,也没得到什么正经教导,瞎玩,没有目的、没有未来的年轻人都这样,过一天是一天。白天我在快餐店值班,忍受喋喋不休的顾客,晚上就去酒吧。老板从前也浪荡,结婚后收心了,靠接济红不起来的人满足自己的梦。时过境迁,酒吧的客人慢慢多了,可乐队该怎么样,还是怎么样。有时候来了一些大胆的男女,凑过来请我喝酒,我不要,说伤嗓子。

嗓子是很重要的,尤其对可能一直得不到出头机会的人来说,这就是一种投资,包赚不赔。事实上,我,或者说我们,差点就能登上万众瞩目的舞台,那次有个中年男人看上了我的脸,只要我答应,就“前途无量”。当然,我拒绝了,但或许不是我们,有人蠢蠢欲动,我能察觉对方的眼神。

虽然吵架之后我假装无事发生,待在乐队里直到疲惫感强烈到无法克制,但我非常讨厌这样的自己。

医生表示我的状况符合一类神经衰弱病症的反应,太时髦了,我没想过自己会是个病人。我拿着一大袋药回家,搬家那会也将它们塞进行李箱的外层,头几天确实昏昏欲睡,后面就习惯了,吃糖一样,但我还是没办法接触音乐,脑子一片空白。

无聊的时候,我只好坐在窗边看风景,一些深色的鸟频频出现在视线里。我依稀记得,那次我和同伴差点闹翻,演出后坐车不知道去了哪里,路边的树上就停满了这样的身影。

搬进新房子是这段时间唯一一样令我感到有些高兴的事情。房东是个梳着发髻的女人,眼尾有皱纹,可她的气质比外表更老,是沉淀了太久,让人一看就心里沉甸甸的感觉。她让我喊她“惠姨”,有一次我在楼梯间撞见她,她刚从天台下来,手里提着粟米、小米之类的混合物,嘴唇抿得很紧。

“……是我的儿子。”惠姨看穿我的好奇,“很乖的,一点都不吵闹。”

我没见过其他人,说实话,这栋小楼里好像只住了几户人,惠姨在顶层,拥有最广阔的视野和阳光充足的天台;我住在下一层,太阳西斜的时候卧室有点闷热,好在装了空调,水电都挺便宜。房租也不贵,但惠姨似乎很挑剔,当初我登门拜访的时候,她正好送走另一个有意愿租房的人。

等我说明来意,她仔细打量了一阵,又询问我的生日,如果不是为了早点找到地方落脚,加上这地方确实宽敞,我才不会说这么多。不过她非常和气,对我点点头:“嗯,你随时都能搬进来。”

她不像有孩子的人,好吧,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是在太怪了,我没谈过恋爱,没结婚,更不可能养育后代,居然这么大言不惭——但我就是这么感觉——惠姨的身体不太好,有一晚差点在楼下晕倒了,是我送她上楼的。她家门前只摆着女人的、非常老气的布鞋,鞋面绣花,惠姨说都是她自己做的。

趁天气好的时候,我将被褥都洗了,房间的窗口不大,晒不来这么多,所以我向惠姨提出是否可以挪到天台一角,就两张被子,不多。她答应了,其实我隐隐察觉,她对我有点不一样,像注视着某种引人入迷的东西,她看着手中的食粮的感情,与看着我时相差无几。我抱着被子,气喘吁吁,终于把它们摊开在晾晒架上,视线里除了平整的地砖,还有缝隙里散落的粟米,皮已经干了。

于是我猜测,惠姨口中的“儿子”,会不会就是一些宠物?如同京城的老大爷养鸽子、养八哥,她也养了,不过我没在天台找到笼子之类的东西。又或者,她只是享受喂食的快乐,像做善事,身体差的人常常落入这样的“陷阱”,大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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